理论前沿

（2017年07月10日  来源：光明日报）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将形而上学批判推进到社会历史生活批判，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中介后，将其哲学的主题确立为资本逻辑批判，以探索合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社会。这一主题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资本论》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顶点，正是在这一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实现了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构图与哲学批判的统一。

商品生产普遍化与社会秩序的整体转型

在《资本论》的开篇，马克思就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马克思从哲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商品的内在本性、社会历史意义及其意识形态效应展开了分析。通过这些讨论，马克思揭示出：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带来了社会秩序的整体转型。

这种转型，首先体现在社会生产与交往领域。在摆脱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后，从传统社会解放出来的人走向了劳动力自由交换的市场，成为现代工厂下的工人和劳动者，工人与劳动工具的分离，成为现代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直接物质需要，而是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在这一利益目标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现为扩大再生产，它不仅推动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而且逐渐形成了商品统治一切的局面。可以说，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改变了社会时空结构，推动着人们从固定的时空构架进入到不断生成变化的时空中，这是日常生活构架的整体转型。这个转型，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没有完成，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商品社会的转变中，《资本论》所讨论的，正是这一转型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长过程及其特点。

其次是社会管理结构的转型。生产的集中与生产的日益技术化，推动着社会管理结构的转变。一方面，这种转变体现在生产层面，资本家最先从生产者逐渐转变为管理者，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工厂内部逐渐形成了有着诸多中介的管理架构，并在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刺激下，形成了以量化为原则的管理理念。在20世纪早期，这种量化的管理原则在泰勒制中得到了体现。另一方面，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推广，工厂内部的管理系统影响到社会系统的管理体制，形成了科层化结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揭示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而在组织化资本主义之后，社会管理体系上的科层制日益完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管理模式。

最后是思想观念层面的抽象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马克思通过讨论商品，非常深入地揭示了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历史性”内容。比如在哲学意识层面，马克思通过商品拜物教的讨论指出，近代以来哲学所强调的抽象的理性，说到底是商品生产与交换普遍化时代，社会运行过程中的“抽象性”原则在思想观念中的回应，理性的“抽象性”源自商品社会本身的“抽象性”，也正是这个意义上，当黑格尔强调抽象成为统治时，实际上是以颠倒的方式说出了这个社会的存在特征。

对于马克思来说，上述三个层面是同时发生的，它们共同表征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意味着人类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即一个资本逻辑统治一切的时代。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议题。

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马克思哲学的视域转换

对《资本论》的哲学思想，过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由第二国际以来形成的推广论，即强调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推广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就可以得出《资本论》，在这一语境中，《资本论》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与证明。考虑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可以将这一解释思路称之为生产逻辑。二是自列宁的《哲学笔记》，特别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形成了以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来重新解释《资本论》哲学的思路，以便从黑格尔哲学出发来重新解释《资本论》。后一种讨论方式过于黑格化，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展开论述。对于国内研究来说，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种思路，即从生产逻辑出发来阐释《资本论》的哲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奠基的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固然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变革，但从其思想发展的总体过程以及马克思对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来看，这一逻辑在李嘉图社会主义者那里已经具有基本内容。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逻辑出发，在考察现实社会时，人们关注的是其物质生产的基本要素，以及建立在这一要素基础上的关系，这就易形成可以不要资本家，但不能不要资本的结论，这正是马克思后来所要批判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力图从生产逻辑出发，并从劳动本体论的视角来确证生产逻辑的社会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则意识到，这种生产逻辑已经不足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需要进入到资本逻辑中。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这一双重逻辑，经过《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中介，在《资本论》中发生了重要的转换，即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马克思将生产逻辑置于资本逻辑之中来加以理解。

在资本支配一切的社会，由于资本的生产体现为扩大再生产，资本逻辑也随之呈现为一种螺旋形上升的模式，即一种不断结构化的过程，人与物都成为这个结构化过程的内在要素，近代以来所讨论的主体、客体以及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结构化进程需要重新审视。理解资本逻辑的这一哲学意蕴，我们才能透视黑格尔关于绝对观念的哲学探讨，也只有到这一层面，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超越黑格尔的。可以说，黑格尔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被马克思“颠倒”过来。

资本逻辑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指向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已经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在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黑格尔较为清晰地讨论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劳动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特别是在自由竞争状态下，资本主义劳动本身具有无法解决的难题，即一方面体现为技术的发展与个体的机械化、碎片化状态，另一方面体现为个体的发展与社会总体发展之间的悖论。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黑格尔才强调“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黑格尔看到了资本的内在难题，特别是在自由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但他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在国家范围中得到解决，也就是在理性中能够得到解决。可以说，黑格尔对于资本逻辑的发展在总体上是有信心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的展开必将带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批判资本逻辑，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构成了《资本论》的哲学指向。

在《资本论》及相关手稿中，马克思批评了几种主要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一是从商品交换出发的哲学批判。这种批判尤其体现在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身上。蒲鲁东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出在商品交换领域，并将货币看作一切问题的根源，从而提出以劳动券作为交换凭证的解决方案。针对这一思考，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存在于资本逻辑的现象界，生产领域才是资本逻辑的本质界，这样一种解决方式，当然并不能真正地消除资本逻辑的根本难题，说到底只会将资本的形成过程重新演绎一遍。二是将资本还原为生产要素，强调没有资本，现代人就无法生产，也就无法生存下去。这是一些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基本观点。针对资本的这一“实体性”理解，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是道德批判。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过程，首先就是与这种道德批判相决裂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以及建立在这种人本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都在表明，这种道德批判说到底只是一种个人情感和乌托邦的表达，并不能真正地触及社会存在的根基。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讨论到工人阶段的生存处境时再次指出，这种外在的否定并不能改变资本逻辑的进程。正是在考察上述几种资本逻辑批判方式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界定：辩证法是从资本的内在矛盾中去理解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趋势，这是一种肯定中的否定，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才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程来看，《资本论》面对的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一次重要的转型，即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向了组织化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所批判的生产中无计划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又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全球资本主义。正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变迁，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资本论》已经过时了。但事物的发展总有其内在同一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事物存在的根本。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这个根本就是资本逻辑。虽然资本逻辑的形态及其运行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只要资本逻辑仍然统治着这个社会，《资本论》的哲学就仍然是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重要理论指南。就人类理想而言，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同样是这个时代最为根本的追求。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6JZD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