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活动

提要：近年来，随着前沿科技发展对社会分工的传统范式的深度重构，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再次引起国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分工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分析了国外学者在分工理论研究中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成果。国外学者通过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探讨了分工的具体影响，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批判，继而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消灭分工”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论述了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分工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分工消灭分工

作者：唐未兵 汤欧

【作者简介】唐未兵，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部主任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5期

分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经典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论分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中都有对分工的论述。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前沿科技成果深度重构社会分工的传统范式，推动分工体系向智能化、柔性化方向演进，引发社会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革。在这一现实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重新引起国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深入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分工理论的时代价值，形成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分工的具体影响、对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批判，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消灭分工”理论等。本文在收集整理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分工理论最新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分工的具体影响

国外学者从分工与生产力的相互影响、分工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和国际分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分工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分工与生产力的相互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分工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分工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1.生产力发展促进分工深化

帕特里克·翁格利（Patrick Ongley）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生产力发展和分工体系演化的论述，认为这些论述表明，“任何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只要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质性飞跃是分工体系演进的强大驱动力。巴韦尔·艾哈迈德·哈吉（Bawer Ahmed Haji）等人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分工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工人生产力越高，市场就越丰富，这将进一步刺激需求，扩大市场规模，从而为分工创造新的可能性”，即通过市场需求的中介作用，生产力的进步为分工的持续深化创造了必要的经济与社会条件。

以马内列·雷诺（Emmanuel Renault）在研究了《资本论》中的分工理论后总结道，“技术分工意味着工人任务的专业化，旨在提高经济效率，而这种专业化始终依赖于技术革新”,技术革新不仅是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也持续推动分工体系向更高效率的形态演变。江原庆(Kei Ehara)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重新探讨了分工发展与机器应用的内在关联后指出：“机械化是工作组织从手工制造向工业生产转型的根本性进程。换言之，当机器被引入时，体力劳动的分工结构必然发生变革。技术将生产过程重新划分为由‘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组成的过程，用‘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来代替传统生产方式。”技术革新通过重构劳动过程促使分工不断细化与深化，雷诺和江原圭认为技术革新和机器应用驱动的生产力提升改变了分工结构，加速了分工体系的演进。

2.分工深化促进生产力发展

彼得·米诺维茨（Peter Minowitz）在探索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时指出：“尽管马克思以批判资本主义分工而闻名于世，但他同时也强调这种分工的发展在迈向共产主义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若没有专业化发展催生的高效生产力，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创造出未来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生产能力。”因此，分工的深化在历史进程中具有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客观积极作用，即便其表现形式带有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大卫·斯宾塞（David A.Spencer）指出：“斯密强调了劳动分工带来的积极经济效应，即通过扩大劳动分工实现物质财富的指数级增长。马克思并未否认资本主义分工具有技术进步性，也承认它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还可能会增加工人工资。”在斯宾塞看来，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斯密，他们都认识到分工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佩德罗·雷伊-阿劳霍（Pedro M.Rey-Araújo）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指出：“分工及其产品的分配构成了贯穿社会再生产始终的基础性环节与核心内容。”任何社会都需要通过分工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只要能实行分工，各行各业的生产力都将得到相应提高。”索伦·莫（Søren Mau）认为《资本论》的研究表明，分工是资本提高生产力和重构生产过程的关键手段之一，“通过引入新技术、新分工、去技能化及纪律措施，资本家们倾向于构建一套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物质重组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分工的深化直接服务于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与优化，从而成为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杠杆。威廉·韦斯特加德—克鲁斯（William Westgard-Cruice）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探讨了分工与生产力发展的动态关系。他通过分析欧洲海上风力涡轮机的制造过程指出，“资本集中与空间分工格局的同步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借助资源配置优化和专业化水平提升，资本集中与空间分工的同步发展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二）分工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性条件之一。作为资本积累的源泉，剩余价值的产生与分工有着密切联系。从分工的角度对剩余价值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文献梳理发现，国外学者就分工与剩余价值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相关研究。

1.资本主义分工的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

长谷清(Kiyoshi Nagatani)认为：“马克思明确指出，以市场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新分工体系的出现本质上是既有分工体系的功能发生改变的结果：从以使用价值的交换为直接目的的分工体系转变为以剩余价值的攫取为根本目的的新分工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体系的演变从根本上服务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而不仅仅是满足对使用价值的需要。“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资本追求最高利润率的竞争中实现社会分工的。”资本家们希望通过劳动分工达到的经济效果是：在更大程度上剥削由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自身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大卫·加特曼（David Gartman）强调，“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劳动分工如同简单合作一样，旨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剩余价值率。”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并非为生产使用价值服务，而是为提高剥削程度和生产剩余价值铺平道路。

2.资本主义分工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前提条件

在伊什法克·马吉德(Ishfaq Majeed)看来，“英国纺织业的分工未必提高了生产效率，反而为资本家提供了组织生产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获取更多的利润”。分工不仅是一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劳动组织形式，还是一种有助于剩余价值生产、旨在促进资本积累的剥削手段。斯宾塞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工的批判指出：“马克思认可斯密关于劳动分工负面影响的论述，但他担忧这些论述忽视了劳动的政治属性。资本家运用劳动分工既具有追求更高效率的经济维度，也蕴含着将工人置于生产体系从属地位的政治意图。知识即力量，将工人拆解为简单劳动有助于将知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这既巩固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又为其榨取更多剩余价值提供了手段。”资本主义分工会进一步巩固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并为他们提供从工人那里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安迪·希金博特姆（Andy Higginbottom）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指出：“马克思分别考察了三种增加剩余价值的途径，它们既可单独实施，也可组合运用：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协作、分工和机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大劳动强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分工协作与技术的结合成为增加剩余价值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国际分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国际分工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不同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蕴含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也潜藏着加剧发展不平衡的消极因素，是利与弊的辩证统一。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分工的思想，国外学者主要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世界历史的角度探究了国际分工对全球经济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1.从生产力角度看国际分工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国际分工，即通过将一国生产者的技术与另一国的资源相结合来实现全球部门的合作化生产，这种跨地区的分工可以有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国际分工对打破经济封闭、构建全球依存关系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罗伯特·韦尔（Robert X.Ware）指出：“马克思观察到一种‘新的国际分工’，但这与21世纪所知的分工截然不同。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分工‘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国际分工消除了各民族国家的孤立状态，将世界各地的生产环节深度整合为一个高度依存的全球网络，使各国经济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马里奥·坎德亚斯（Mario Candeias）结合马克思的观点考察了世界市场环境下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分析了国际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他指出：“21世纪初，国际分工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形成了灵活整合的全球生产网络，这个网络既基于竞争又基于互补，充分融合了不同生产、劳动形式的差异化优势。”国际分工不仅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联系在一起，还为各国企业提供了比较优势，进而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2.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国际分工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国际分工将经济全球化与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分工还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消极影响。基于马克思对国际分工的论述，保罗·卡马克（Paul Cammack）和玛莎·吉梅内斯（Martha E.Gimenez ）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通过国际分工不断对周边地区进行剥削和兼并才能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特征——个体资本间的竞争、持续不断的科技革命、从地方到全球层面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过时资本主义企业消亡与新生企业诞生的‘创造性破坏’循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及其伴随形成的无产阶级化进程与永久性‘后备劳动力大军’，以及资本倾向于侵蚀并接管任何比自身更‘原始’的生产形式——所有这些特征持续冲击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部的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以及尚未被资本主义完全渗透的领域。”即随着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一个以开放性、层次性和非均衡性为特征的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正在逐步形成和扩大。安迪·哈菲法·努鲁尔·伊斯奈尼·塔古努（Andi Khafifah Nurul Isnaini A.Tagunu）等通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分配不公平、社会不平等等负面影响的批判，深入探究了劳动剥削问题，并指出:“劳动剥削催生了国际范围内的分工概念，这种分工在实践中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以及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尤利西斯·洛伊金（Ulysse Lojkine）认为，依附理论的引入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和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国际分工理论，“依附理论通过揭示维系全球不平等再生产的结构（尤其是国际分工体系），将阶级理论拓展至国际层面”。国际分工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政治权力关系的体现。通过国际分工，跨国资本集团与外围国家精英共同维持剥削关系。

3.从世界历史角度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由资本扩张驱动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各国经济日益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一进程并非偶然，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超越民族地域界限的必然结果。首先，生产国际化使国家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通过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托尼·金德（Tony Kinder）指出：“社会化生产使各国彼此紧密相连，任何国家都无法独立于其他国家而存在。”生产的国际化将各国纳入同一生产体系，这必然推动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任何国家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次，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帕拉姆吉特·辛格（Paramjit Singh）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分工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在其国内经济中充分挖掘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榨取潜力。由于国内市场已被彻底开发，其有限规模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障碍，资本主义的出路在于将资本从宗主国输出至新领地。这一进程催生了第二部类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新现象，即全球价值链、分包生产或独立生产模式。”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商品产量，导致国内市场饱和，产生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迫切需求。这直接推动消费市场从国内市场发展到世界市场、劳动分工从国内分工发展到国际分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最后，跨国公司等企业形式推动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沙希达·伊什梅托娃（Shakhida Ishmetova）指出：“跨国公司通过建立新企业和合资企业在东道国直接创造就业机会，通过供应链协作和收入倍增效应间接刺激就业，通过将世界各地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转移到全球团队，这些机制共同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和分工体系建设。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促进了各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球劳动力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的轮廓，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二、对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将分工问题置于宏大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深刻揭示了分工的“资本主义运用”会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效应。迈克·韦廷格（Maik Huettinger ）和乔纳森·安德鲁·博伊德（Jonathan Andrew Boyd）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分工理论与斯密分工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发现：“被分工摧残的可怜劳动者一旦离开原来的行业就变得几乎毫无价值，因此除了少数低端行业——这些行业供过于求且报酬微薄——之外，他们根本无法进入任何其他产业。”杰克·西德内尔（Jack Sidnell）和香氏清武(Hu’o’ng Thị Thanh Vũ)指出：“与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强调分工的整合作用有利于社会团结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分工采取批判立场。”路易斯·古斯塔沃·达库尼亚·德索萨（Luiz Gustavo da Cunha de Souza）也指出：“马克思的著作显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分工效应持批判态度。”国外学者主要从劳动异化、性别压迫以及阶级斗争等角度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分工的批判。

（一）资本主义分工与劳动异化

有学者指出：“异化是指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在生活中失去了权力或者难以与社会机构、其他人或自己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时，就会发生的独立且相互交织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异化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分工导致的人与自身本性的疏远。戈尔克姆·吉拉伊（Gӧrkem Giray）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推动了劳动分工，并用机器代替了劳动，使一部分工人被迫退回到近乎‘野蛮’的劳动状态，另一部分工人则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分工导致劳动活动充满破坏性且令人麻木，丧失了其作为人类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的本质。”劳动异化现象给劳动者和社会生产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分工与异化的内在联系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1.资本主义分工是导致劳动异化的直接原因和现实基础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劳动发生异化的根源，非自愿性质的资本主义分工构成了劳动异化的现实基础，是造成异化现象的直接原因。伽洛·韦尔切洛内（Carlo Vercellon）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分工的批判指出：“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分工的逻辑便在于尽可能地剥离劳动的认知维度，将其转化为一种机械的、重复性的活动，一种无意义的劳动，一种在特定时间内消耗精神和体力的行为。这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对资本的隶属从形式转变为实际的过程。”资本主义分工将每个工人都固定于特定的生产环节，不断进行重复、枯燥的工作，沦为生产过程中可替换的机械零件。西德内尔和香氏清武认为：“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便将劳动分工与异化过程联系起来。具体而言，工人从事着专业化、重复性的劳动——这些劳动在更宏大的生产过程中被割裂为孤立的环节——从而导致他们不仅与亲手创造的产品相异化，更与生产过程本身的创造性活动相异化，最终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资本主义分工使得劳动变得碎片化和去技能化，剥夺了工人的综合生产才能。这种分工将导致工人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其他劳动者以及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2.资本主义分工与技术的结合加剧劳动异化

资本主义分工与技术的结合导致本应彰显人的类本质、实现人类解放的劳动被扭曲为压迫与异化的根源。江原庆基于《资本论》中有关分工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分工与技术结合引起的异化现象，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四篇第十三章第四节“工厂”的开篇援引了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的论述，后者“‘把产生运动的中心机器不仅描写成自动机，而且描写成专制君主’。这种‘专制君主’不仅消除了熟练劳动，更瓦解了制造业中劳动力等级制度……随着工具被机器取代，工人操作工具的技能也随之转移到机器上。工具便摆脱了与人类劳动力不可分割的束缚。由此，制造业中劳动分工所依据的技术基础被彻底扫除……这将在现代工业中得以完成——现代工业使科学技术成为区别于劳动的生产力，并将其纳入资本的服役体系”。资本主义分工对工人的约束将在拥有现代机器的大规模工业中得到进一步加强，从工厂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转变过程中的分工演化和技术发展使得工人从技能的主体异化为机器的附属品。阿莫斯·内策尔（Amos Netzer）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实践发展相结合，发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分工与技术的结合使劳动发生了异化。他指出：“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催生的工业社会（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对想象力的压制视为马克思所描绘的异化现象的一个方面。沿着马克思的思路，马尔库塞将这种异化与资本主义分工施加的剥削联系起来。”内策尔认为，从马克思分析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到福特主义生产，资本主义分工与技术的结合始终是塑造和加剧劳动异化的核心机制。

（二）资本主义分工与性别压迫

从1840年代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注意到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等著作对资本主义分工的批判揭示了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有学者写道：“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强化了性别等级制度，从而巩固了对女性的压迫。”“在《资本论》第四篇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一章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剥削女性的再生产能力，加深了性别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分工对女性再生产能力的剥削同时存在于生育和生产劳动之中。

1.生育中性别分工对女性的压迫

有学者指出：“社会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转的前提——所有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建立在（主要是）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之上。”生育应当是男性和女性共同承担的责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分工中，它成为了剥削女性剩余价值的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被视作生育机器，资本主义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就是建立在剥削这种未被承认的劳动基础之上的。塞西莉亚·玛丽亚·瓦尔特·科斯塔（Cecília Maria Valter Costa）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性别分工的历史建构与运作机制：“在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工作存在等级划分，人们认为女性承担的再生产工作源于天性，即无需专业技能。因此，这种工作不被视为劳动。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造就了一批无产阶级女性，她们和男性一样一无所有，但与男性不同的是，她们几乎无法获得工资。将生育责任强加于女性的现象需要放在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社会背景下理解。”资本主义性别分工将女性束缚于家庭领域的再生产劳动，从而无偿占有她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阿什利·诺琳·安德鲁斯（Ashlee Norene Andrews）揭示了三位孟加拉裔美国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受到的性别压迫，并指出：“某些对社会无实质贡献的劳动能获得薪酬，而具有社会价值的女性劳动（如生育）却得不到报酬。”这种报酬机制的倒置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性别分工对女性生育的贬低与剥削。

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论述，阿查娜·普拉萨德（Archana Prasad）和帕瑞斯·耶罗斯（Paris Yeros）指出：“工人阶级的维持和再生产是资本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但资本家将这一责任推卸给工人自身的‘自我维持与繁衍’。女性为劳动力再生产所进行的无偿劳动实质上构成了对资本主义体系的隐形支撑”，即资本主义性别分工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和责任转移给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瓦莱丽娅·普利尼亚诺（Valeria Pulignano）将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论述与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将无偿劳动视为‘剩余劳动（时间）’，它是无酬的，并导致了不稳定的就业条件。……这包括性别分工不平等的家庭领域。”在资本主义的性别分工中，女性因承担更多家务和照料工作，面临更严重的就业困境。

2.生产劳动中性别分工对女性的剥削

加布里埃丽亚·西西莉亚·基罗拉·奇兹皮（Gabriela Cecilia Quirola Quizhpi）等人认为：“性别分工历来使女性更多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从而延续了性别不平等，限制了她们在平等条件下进入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将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割裂开来，形成性别分工，这种分工将女性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安娜·莱蒂西亚·苏泽（Ana Letícia Sousa）等人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理论以及《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指出：“将家务劳动分配给女性，将生产职能分配给男性，这是性别分工的主要特征。然而，家务劳动并非女性的天职，这是资本主义强加给她们的工作，其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女性不参与工厂生产，转而在家中生育劳动力。”资本主义性别分工通过将女性禁锢在私人领域的再生产劳动中，系统性地剥夺其参与公共生产并实现经济独立的可能性，构成了对女性劳动价值的制度性剥削。本杰明·塞尔温（Benjamin Selwyn）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来理解巴西东北部葡萄农场中性别分工的动态发展。他通过研究发现，“农场主与管理者正在逐步减少与女性签订长期雇佣合同。因为男性工人一旦接受培训，便能够胜任疏果、选果和修剪等操作，能将‘轻柔’作业与重体力劳动相结合”，即将原本由女性承担的工作逐渐交由男性做，而男性的工作岗位仍然保留在男性群体中。资本主义性别分工的发展将进一步阻碍女性劳动者参与社会生产。

玛丽莉亚·杜阿尔特·德索萨（Marília Duarte de Souza）和黛丝·路易莎·费拉兹（Deise Luiza Ferra）从马克思关于性别分工的观点出发，证明资本对生育劳动的生产性占有并没有改善性别分工的状况：“生育劳动向生产劳动的转变非但没有推动女性解放，反而加剧了对女性劳动力的剥削与压榨。”当女性迫于生计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她们并未从传统的再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相反，她们往往需要同时承担有偿的社会生产劳动和无偿的家庭再生产劳动，陷入“双重剥削”的困境。雷切尔·阿劳约·德马托斯（Rachel Araujo de Matos）和辛西娅·斯图达特·阿尔布克尔克（Cynthia Studart Albuquerque）基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分析了新冠疫情背景下由于种种不利因素所导致的巴西阿拉卡蒂市女性劳动者的自杀现象。他们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的作品《珀歇论自杀》中，根据法国前警察档案管理员雅克·珀歇（Jacques Peuchet）的文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一现象。这些文件包含了对自杀事件的记录。马克思发现这种现象更多地影响女性，而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资本主义中的男权主义和父权制。在这种制度下，女性被当作财产对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交织将女性物化，进一步巩固了性别不平等，加剧了对女性劳动者身心的摧残。

（三）资本主义分工与阶级斗争

1.分工导致阶级分化

分工在历史上一直是推动社会结构持续演进和阶级关系动态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阶级分化正是分工的直接产物。雷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中得出结论：“分工自其诞生之初便与社会统治紧密交织——从属群体（如女性、奴隶、低等的种姓或阶级）被分配从事最耗费体力、最枯燥乏味且最缺乏尊严的工作。”可见，分工从起源上就内嵌了权力不平等的逻辑，成为阶级分化的基础性机制。安斗勋(Do Hun Ahn)指出：“首先，劳动分工的相互依存性催生了社会团结。依涂尔干之见，劳动分工的相互依存特性随着其发展而强化，从而形成社会团结。其次，劳动分工与相互依存的关系并非必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分工同样可能催生完全不平等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看到分工的细化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产出规模，同时他们也预见到分工将推动根本利益不一致的社会阶级的分化与发展。穆罕默德·阿尔-阿明（Md.Al-Amin）等指出:“资本主义于18世纪末在英国兴起，由于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分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却通过固化劳动角色的不平等导致了阶级对立的形成。

2.资本主义分工加剧阶级矛盾

有学者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分工总是处于阶级斗争的中心。”西德内尔和香氏清武指出：“分工越细化，效率与产量固然提升，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同时助长了社会阶级的形成，而这些阶级的利益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此外，劳动的条件本身（封建制度下的城镇贸易与聚居；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工厂与工会组织）催生了阶级意识，并最终引发了革命性的政治运动。”分工的细化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为阶级矛盾的显性化和政治化创造了条件。阿德里安娜·拉德拉（Adriana J.Ladera）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分工的模式与财富分配不公以及统治阶级（特权阶层）与无产阶级（被压迫阶层）的社会地位分化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的脆弱性——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正体现在这种压迫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持续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并维持其统治地位，而无产阶级则致力于改善劳动条件，并最终推翻压迫他们的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分工通过制度化的不平等，不断再生产并加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了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消灭分工”理论

与当时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常常思考分工的有益方面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很多有害方面也是由分工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分工压榨了劳动者的劳动力，限制着他们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马克思而言，扼杀自我创造的主要社会根源之一在于僵化的劳动分工——既包括生产性分工，也包括社会性分工。社会性分工（即在整体经济中对不同岗位进行明确划分）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体系（如封建制度）中同样存在。生产性分工（涉及生产过程中的任务细分）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由于这些分工极大限制了人类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毕竟当个体只能从事单一类型活动时便无法自主选择活动内容),马克思因而对分工制度持批判态度，尤其反对生产性分工。”国外学者就“消灭分工”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展开了深入研究。

（一）“消灭分工”的基本概念

1.对“消灭分工”的错误理解

罗伯特·韦尔（Robert X.Ware）指出:“由于误解、误读和误译，马克思对各个经济时期劳动分工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被曲解了。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这一原因，人们常常认为马克思主张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废除一切形式的分工。”例如，雷诺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分工理论与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分工理论的比较分析中指出：“霍耐特认为劳动分工本身并无问题……他由此否定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本身具有问题性、因而应当废除的假设。”霍耐特只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工的批判，而忽视了马克思对分工本身的肯定评价，于是他便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分工存在问题、因而应予以消灭的观点片面理解为马克思主张消灭分工本身。因此，在韦尔和雷诺看来，将马克思恩格斯“消灭分工”的观点解释为消灭全部分工的做法是对其实际内涵的错误理解。

2.“消灭分工”的实际内涵

安德鲁·塞耶（Andrew Sayer）指出：“如同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所言……要使劳动成为幸福之源，劳动的规划与执行不应由不同个体分别承担。这绝非主张废除所有分工，而仅是消除那些剥夺劳动者对劳动内容及方式的自主权与控制权的分工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真正要批判和消灭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可能导致劳动发生异化、给劳动者带来剥削和压迫的强制性分工，而非专业化分工本身。内策尔认为：“通过比以往更频繁地在工作场所甚至职业之间流动，劳动者某种程度上践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分工的批判——正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著名论断：‘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或许，在重新活跃于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的马克思主义消灭分工概念中，最值得强调的一点便是对想象力的运用。”马克思注重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他强调的是消灭制约劳动者发挥创造潜力的资本主义分工。

（二）“消灭分工”的主要内容

1.消灭压迫女性的性别分工

就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压迫女性的性别分工、解决家庭和市场中的性别分工不平等问题，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sabeth Armstrong）指出：“父权制家庭是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是必须摧毁的压迫场所。工人阶级女性必须与工人阶级男性团结一致，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共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唯有以劳动者身份加入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她们才能消除父权制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对女性的压迫。”消灭压迫女性的性别分工必然要求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生体系，在实现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基础上，重塑平等的社会关系与劳动价值体系，最终使女性获得彻底解放。

2.消灭激化社会矛盾的城乡分工

雷诺通过对比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与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分工理论指出：“正如后来城乡分工所体现的，分工意味着社会支配和地位不平等。”城乡分工不仅是经济结构的产物，更是社会权力不平等的制度化表现。维托尔·萨托利（Vitor Sartori）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的观点，揭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乡分工的批判，他指出：“城市是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体现，而乡村则恰恰相反，是孤立和分散的体现。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只存在于私有制中。这是个人服从于分工、服从于强加于他的特定活动的最粗暴表现——这种服从使一些人变成了受限的城市动物，另一些人变成了受限的乡村动物，并每天都在重演两者之间利益的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一种矛盾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需要予以消灭。”因此，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激化社会矛盾的城乡分工成为推动社会平等与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3.消灭资本主义分工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资本主义分工的消亡具有历史必然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批评者们认为，19世纪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倒数第三个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将经历一场颠覆性的政治革命，而这场革命终将在时机成熟时引领人类走向最终的社会形态，即无阶级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和所有制形式也将随之不复存在。杰夫·尤因（Jeff Ewing）基于恩格斯的观点指出：“恩格斯认为，‘只有在机器和其他发明有可能向全体社会成员展示出获得全面教育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时，共产主义才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日益增强了为所有人克服这些物质需求以及消除最危险和有辱人格的劳动形式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分工将劳动者的创造潜能导入资本扩张的轨道，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然而，它所依赖的技术进步，特别是机器大工业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恰恰为消灭这种分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关键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