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时，都提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他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这就告诉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深厚科学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注定了西方国家会由于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这一矛盾而逐步走向衰落，而我们的制度由于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将强大起来。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以来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无论怎样变化，其基本矛盾的性质不会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在西方国家，一些比较客观看待资本主义发展的学者也承认这一点，例如法国调节学派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利塔认为，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当代没有过时，但是表现形式已经变得极其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论述说明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尤其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的问题是：这一理论是如何产生的？是经过了什么阶段发展起来的？是在什么时候完善起来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认知的要求。

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生期

这一时期是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成熟起来，其生产社会化程度有一定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程度也在加深，两者的矛盾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地分析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尚未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命题。        

  1.对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论述系统完整，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19世纪40年代，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十分悲惨，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异乎寻常的低，在很多方面甚至不如封建制度下农民的生活。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说：“《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等文学作品并不是源于作者们的想象力，而是来源于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八岁（1841年的法国）的工厂童工们或仅大于十岁（1842年的英国）矿山童工们的真实生活。维莱姆博士（Villerme)的著作《制造业工人的现状》于1840年在法国发表（推动了1841年一个尝试性的新童工法律的颁布），描述了与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描写的同样肮脏的现实。”(〔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8页。)无论是左拉、狄更斯、雨果，还是维莱姆，他们只是看到了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现实，只是哀叹他们的不幸，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把工人阶级看作创造未来的阶级。恩格斯说：“从格拉斯哥到伦敦，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这些富有者有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他们受命运的摆布。这种愤怒要不了多久（这个时刻人们几乎是可以算出来）就必然爆发为革命，同这个革命比较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4页。)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怪罪于制度的不完善等小的弊端，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这就触及到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实质。

2.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奇特的现象：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

马克思在1856年《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造成无所不在的悖论性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工业的对抗：“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这些论述尽管还没有使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样的概念，但已经包含着主要的思想了。

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期

这一时期是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1867年《资本论》第1卷发表。进入19世纪5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规模化、工业化特点已十分鲜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生产的社会化趋势一天比一天显著。一个典型的事实就是从1851年起，西方国家开始举办显示其财富规模和技术进步的万国博览会。在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上，参展的厂商有1.4万家；1855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参展厂商是2.4万家，比第一届多了1万家；1862年，伦敦博览会上，参展的厂商是2.9万家；1867年，巴黎博览会上，参展的厂商为5万家。厂商规模的扩大说明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是在不断提高的。而且1850年—1870年，“在这20年间，世界煤产量大约增加了2.5倍，世界铁产量大约上升了4倍。而蒸汽动力却增加了4.5倍，从1850年的400万匹，上升到1870年的1850万匹马力。”(〔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7页。)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程度也在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加快。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对抗程度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提高。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促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成熟起来。马克思从1857年起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以及《资本论》第1卷中都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发展趋势等基本问题，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确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性，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奠定了理论逻辑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一再谈到资本的内在矛盾和对立形式问题。他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这一矛盾会不断扩展开来，产生种种问题。在《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是这种关系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的再生产。其结果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与工人相对立的作为统治工人的财富即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和程度增长起来，与工人相对立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工人相异化的并统摄工人的世界以同样的程度扩大起来，工人本身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比例发展起来。“工人的贫乏化和上述的丰饶是相互对应、齐头并进的。”“可见，资本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增加表现为同一过程的相互联系的、又是分裂为两极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可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另外一个表现形式，即企业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十分细致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工厂内部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工场内部的分工规则是预先地、有计划地发挥作用，而社会内部的分工则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相互制约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这一系列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形式和方式的深刻分析为把握基本矛盾的性质和内容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2.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提供了思想方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的学说，强调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在生产商品时所花费的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劳动内部的抽象劳动的社会性与具体劳动的私人性之间的对抗性，认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最终根源。正是基于这一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明确提出了“资本的基本矛盾”的概念。他说：“更进一步考察问题，首先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又说：“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个人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这种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生产，而是先把产品转化为货币，才能显示出其社会性。这里包含着潜在的矛盾，单个人的具体劳动很有可能不被社会所承认，蜕变不成货币这一“蝴蝶”。抽象劳动的社会性与具体劳动的私人性矛盾的累积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基本趋势，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铺平了道路

19世纪60年代起，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开始普遍化展开，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过渡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日益加速的普遍化趋势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6-577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基本规律就是在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使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同时，资本却走向高度的集中化，一个资本家打倒多个资本家，大资本家打倒小资本家，金融资本家打倒实业资本家。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络，这都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已经是在全球范围上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也是资本集中的过程，是少数资本家剥夺大多数资本家的过程，庞大的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极少数资本巨头手中，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和集中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生产社会化与资本集中化产生的冲突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在这一时期，还要看到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协会的成立表明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发动进攻了。马克思在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3页。)这里马克思分析的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这是从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三、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成熟期

这一时期是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到1875年，欧洲拥有铁路的国家已经达到18个，拥有1万公里以上的国家已经达到5个，这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一时期，私人资本发展迅猛。根据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图4.4所显示的1870—2010年欧洲的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状况，1870年，德国私人资本是公共资本的6.5倍，英国是7倍，法国则是7.2倍左右(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私人财富的数量急剧增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就尖锐化起来，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爆发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转向德国，第一个民族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建立，同时一批无产阶级政党诞生出来。与此同时，在这些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存在着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影响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健康发展。为了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沿着正确轨道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不断阐述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其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清晰的论述。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统一的前后，为了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大学讲师杜林在1871年、1873年和1875年连续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哲学讲义》等著作，宣传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刚一出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健康力量想请恩格斯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对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评析，目的是防止造成党内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恩格斯说，过了一年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个不仅很酸而且很大的酸果。于是，从1877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连续刊载了恩格斯一系列批判性文章，1878年集印成书，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

在书中，恩格斯强调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恩格斯在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部分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

1.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特别是在中世纪，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主要特征的小生产是普遍存在的。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派普斯在1999年出版的《财产论》中所言：“国王拥有统治权，人民享有所有权，而皇家权力不涉及私有财产，这是公元16世纪在西欧国家已经成为具有公理性质的认识。‘财产属于家庭所有，而主权则由君主及其法庭所有’，这是人们共同的观点。”(〔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蒋琳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资产阶级承担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资产阶级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历史阶段实现了这一作用。资产阶级很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把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用血与火、剑与刀、法与鞭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到19世纪初，生产资料开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业工场中，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但它们仍然服从于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一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这样一种占有方式。“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

2.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内容

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使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与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程度在加深，“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8页。)。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生产规律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商品生产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谁也不知道，它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它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这一规律决定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了统治地位，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不是别的，就是其对立面：单个企业生产的日益增强的组织性。所以，恩格斯说：“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系统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内容，而且阐述了这一基本矛盾的两大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这里已经成熟起来。

1880年，应保尔·拉法格的请求，恩格斯根据《反杜林论》中第三章中的相关内容作了一定改编，并且补充了一些内容后，写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起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第3—5期，同年出版了单行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完全形成。在这本书中，恩格斯除了系统地阐述了《反杜林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外，还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再次作了阐述。他提出了这样几个重要观点：在中世纪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它本身就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资本主义革命推动生产资料不断社会化，但社会的产品却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两者的矛盾“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根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5页。)。恩格斯在这里阐述的再明白不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恩格斯认为，这一基本矛盾会带来四个具体表现：第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第二，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第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对抗；第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与其阶级性之间的对抗。矛盾解决的途径只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局，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理论迄今已经130多年了，在今天仍然有巨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治理危机，都是这一基本矛盾客观存在的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一场接一场的危机的发生，这是它在自身范围内解决矛盾的唯一出路。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把资本主义制度带向其存在的极限地带，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存在特点在当代有了新的不同，我们要研究这些不同之处。从当代资本主义来看，社会基本矛盾的新的表现方式是：金融企业创新的无限性与社会金融产品消费不足的矛盾，金融衍生品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个别企业生产的节约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巨大浪费之间的矛盾，造成人们欲求的无限膨胀；国家治理的利益集团化与人民大众利益的冲突，使整个社会陷入治理的危机之中。我们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新的表现，不断发展我们自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8、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3]《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编写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4]郑建邦：《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5]〔美〕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传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