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关于《资本论》所要研究的对象的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进一步具体说明。马克思步入政治经济学殿堂以后，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把生产关系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并赋予其科学的内涵，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最初以资本主义“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研究私有财产关系，到研究交往关系，再到以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为基础研究财产的占有关系，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理解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据此也将这些理解融入到了《资本论》关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之中，反映了《资本论》对生产关系研究的整体思维。无论学术界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阐述的研究对象进行怎样的理解和争论，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对生产关系研究的确定和内涵的丰富，足以反映出《资本论》关于生产关系研究的整体框架。

一、从交往关系角度研究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要从交往关系角度研究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唯物史观后，首先认识到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我们知道，马克思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明确要解剖“市民社会”。如何来解剖市民社会?在生产关系概念还没有得到科学界定之前，从交往关系的角度来解剖市民社会不失为一条合理的路径，也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马克思从两个层面对交往关系进行了分析，一是交往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但是，交往存在并表现于社会内部，“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二是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包括物质交往关系和精神交往关系，正如关于“交往”术语的解释所说:“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但是，“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从交往关系角度研究生产关系，主要是指交往关系中的“物质交往”。这一理解，是马克思在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中，从市民社会中划分出了物质关系并把它作为决定国家活动的关系的结果。

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只有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马克思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可见，只有抓住交往关系中的“物质交往”，才能真正把握生产关系。

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即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是“矛盾”，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交往形式由发展的“条件”变成发展的“桎梏”，“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一切历史的冲突都根源于这种矛盾，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根源于这种矛盾，分析资产阶级社会也就必须要深入到交往关系中。

马克思关于交往关系的“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的理解，虽然是对生产关系理解的最初涵义，但却构成了《资本论》研究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关于商品的二因素，马克思着重阐明的是价值因素，使用价值只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价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表现为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与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这些不同的物质中具有“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共有的“社会实体的结晶”。关于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创造的一个源泉，“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同一劳动的另一方面即抽象劳动，则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形成价值实体。正因为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去探索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才会解开货币的“谜”，才能了解到“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显露出来。”马克思的分析使我们把握到，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就表现为资本与雇佣劳动在劳动市场上的等价交换关系，这一等价交换关系掩盖了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关系。在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时，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那里实行的是“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性质的规律”，那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买和卖的自由、等价交换，但是，劳动力的使用是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当我们走进生产场所，我们会发现:“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论》关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揭示了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用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劳动力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被反映得淋漓尽致。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是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

《资本论》从交往关系角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使我们能够辩证地认识到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在形式和实质上的不同，从而能够拨开现象紧紧抓住事物的根本，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在。

二、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研究生产关系

走入生产关系的内在深处，把握生产关系的实质，是《资本论》研究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意识到所有制关系是“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生产关系，必须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因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依据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概括地分析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三种所有制形式。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论蒲鲁东》等著作中对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研究生产关系做了充分的阐述。

马克思关于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研究生产关系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所有权与占有相统一方面研究生产关系。所有权是指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也即财产的法权关系。马克思认为，如果所有权只是“人对自然条件的关系”，并不能反映出所有制是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根本，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必须从财产的法权关系中抽象出生产关系的本质，从“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角度理解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们在占有、使用和处理生产条件时所发生的排斥性的意志性支配，是人们把生产条件当作他的意志支配领域而发生的一系列关系行为。在所有权与占有的统一中，所有权强调的是使用价值的转让、价值的实现和权利的转化，占有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价值的形成和增殖;所有权的运动在流通领域中进行，而占有则存在于生产过程，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前提，没有所有权也就无所谓占有。《共产党宣言》宣布的“消灭私有制”，“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正是从所有权与占有相统一方面来说的。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马克思研究生产关系的根本思想。

第二，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方面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发生变化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而且在所有制的管理方式上，也会发生变更，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于所有制是人们在生产中围绕生产资料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因而它在经济现实中所体现的关系不仅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且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的，它构成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中，随着企业制度的发展，资本所有者提供资本，而经理则可以成为资本的管理者，所有权与经营权具有可分离性。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要看到这种可分离性。

第三，从所有制的经济形态方面研究生产关系。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要从财产的法权关系中抽象出生产关系的本质，抽象出所有制一般的概念。不仅如此，马克思认为，研究所有制必须研究它的经济形态。在《论蒲鲁东》中，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所有制有两种形态，它的法律形态是财产的归属关系，它的经济形态主要是财产归属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形态是法律形态的基础和前提，所有制的法律形态只有在有了明确的经济形态以后才有实际意义。法律形态是经济形态的必要保障，经济上的占有关系产生以后，只有制定了所有制的法律制度，才能保障财产占有、财产收益的合法性，才能明确财产占有的性质。马克思明确说明了所有制的经济形态是本质，所有制的法律形态是现象。所有制是通过一定的意志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形式来表现生产方式的实质的，研究生产关系必须研究所有制的经济形态。

《资本论》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以分析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一是剖析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

在对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形成前提的分析，说明了资本家完全占有生产资料，但不占有劳动者的人身，劳动者在形式上是自由的，“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强调了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雇用劳动者进行生产，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以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相结合并从中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就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二是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的分析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资本原始积累的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实际上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同于历史上曾存在的个体劳动私有制，它是“以剥削他人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然而，随着“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剥夺生产者的资本家会被剥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会被敲响，随之而来的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资本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经历了“两个剥夺”的基础上，通过“否定的否定”的分析，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问题，也即“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三是阐析所有制经济形态的意义。《资本论》在分析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同时，也说明了所有制经济形态在判断人类社会所处的经济时代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中所运用的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从运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进行生产、怎样生产上，可以区分出各种经济时代，可以判断出经济的社会形态。在这里，马克思论证了生产关系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思想。在关于剩余价值率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是由剩余劳动决定的，能够“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显然，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可以考察剩余价值的获取方式、占有方式。四是探析所有制中相关事权的变化。《资本论》在分析剩余价值分割中，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和发展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情况，即信用的发展进行了阐述。马克思认为，随着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出现和发展，股份公司得到建立，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企业表现为社会的企业。因此，在股份公司内部，“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在股份所有制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是管理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三、从总体规定性角度研究生产关系

1847年，随着马克思把唯物史观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关于生产关系的认识也逐步趋于丰富和发展。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的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具有过渡性的、历史上暂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运动及其内部联系，研究的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这实际上已经开始认识到生产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总体，政治经济学必须在经济关系的整个链条中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由此提出了从整体上研究生产关系的想法。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对自己前15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写下了一系列的经济学手稿。这一期间的经济学手稿，现被统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在批判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基础上，从总体规定性角度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的涵义。

在《导言》中，马克思分析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总体关系，以此阐述了生产关系研究的涵义。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主要包括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这四个环节有着密切的关联。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可见，生产决定消费，既为消费提供材料和对象，创造了产品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者，也引导着消费者追求新的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即消费使生产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从观念上提出了生产的方向和动力。在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上，“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参与生产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也就是说，在对产品进行分配之前，存在着对生产条件的分配，而产品的分配则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在生产和交换的关系上，交换不仅表现为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也表现为生产过程中的产品交换，还表现为产品在进入消费领域之前各不同生产单位在产品的包装、保管、运输等过程中的交换，表现为直接为了消费而进行的交换。交换的内容使我们看到，“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在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阐述的基础上，马克思从总体规定性角度，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概括为“有机整体”，认为“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这种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成为承载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必须置身于物质生产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体运动之中。《资本论》关于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体现了这种研究的总体规定性。

《资本论》以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为轴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贯穿整个三卷，贯穿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一开头所交待的那样:“在第一册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册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册中，特别是在把流通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介来考察的第三篇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册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册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马克思从《资本论》三卷结构的角度，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资本论》对生产关系研究的总体规定性。《资本论》第一卷在研究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商品和货币、剩余价值的本质、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通过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工资的本质等，说明了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阐明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对立的根源，说明了在工资形式中隐藏着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性质;通过分析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等，阐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通过对原始积累到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系统考察，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资本论》第二卷在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把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包括在内，研究了资本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全部过程，包括资本保存自身价值和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从资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角度研究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以及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进行分析，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固有的矛盾，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经常会遭到破坏，社会资本再生产比例的平衡是通过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强制地得到实现的。《资本论》第三卷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各种具体形式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说明，揭示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对立的本质;通过对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说明，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扩大和资本增殖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具有对抗性质;通过论证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割，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利润、商业利润、银行利息和地租的起源与本质;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资本主义竞争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实质，并把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所有矛盾归纳为三大阶级的矛盾，即雇佣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矛盾，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消灭阶级。

可以看到，《资本论》一、二、三卷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反映了马克思是在生产过程本身、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相统一、生产的总过程中从总体规定性角度对生产关系做出的深入研究。

四、以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为基础研究生产关系

在探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过程中，马克思一直都非常关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马克思很清楚，政治经济学必须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深处研究生产关系，才能揭露资本剥削的实质，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间，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因此，在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内涵和意义中，马克思逐渐清晰地认识到生产关系的研究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相结合，要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研究生产关系。

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对他以往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将生产关系置于社会运动的整体中来认识。马克思认为，第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第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第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第四，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第五，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这就意味着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第六，判断时代的变革不能以意识为根据，必须以物质生活的矛盾，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为根据。第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第八，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从马克思在“序言”中这八个方面的概括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趋于成熟，《资本论》正是基于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全面而科学的认识进行写作的。

《资本论》关于任何问题的分析，对象都是生产关系，但这些分析的出发点则是物质生产，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因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

例如，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马克思的这一分析主要是为了揭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雇佣劳动由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发展为实际从属，劳动者作为资本的活的附属物已经被并入了死的机构，“物控制着人”。这一分析始终把握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特殊方式，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起点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它也“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它对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及相应改变其与剩余劳动时间的量的比例的做法，意味着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革，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实现的。以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研究生产剩余价值的方式，并不改变研究的目的，它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

又如，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困积累与资本积累是相适应的，“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了统治和剥削工人的手段，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受劳动的折磨，使工人屈服于劳动专制。马克思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角度进行分析，说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增进，从而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导致劳动力的供给绝对增加，超过资本增殖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形成，产业后备军队伍扩大，需要救济的贫民日益增多，工人的

贫困日益严重。因此，“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可见，马克思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角度分析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对立，既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也具有充分的逻辑力量，有力地推进了《资本论》关于生产关系的研究。

再如，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分析。《资本论》关于商品价值的研究是处于抽象的理论分析状态，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分析则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情况，考虑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考虑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分析利润的平均化离不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离不开一切经济关系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说:“在这里，我们必须研究:1.资本有机构成上的差别;2.资本周转时间上的差别。”不同的产业部门，即使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但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等量资本占有极不等量的剩余劳动，生产极不等量的剩余价值，利润率也就会极不相同。极不相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趋于平均化。平均利润的形成，意味着商品的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发展起来了。在商品价值和商品生产价格之间关系的理解上，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商品生产价格才会高于价值，“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由此可见，马克思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角度对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分析，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劳动价值论、深入理解剩余价值的分割有重要的意义。